上博四楼陈梦家

来北京前去了趟上博，想看看家具，还有家具的主人。

即便工作日，上博人也不少。我排队入场，直奔四楼明清家具馆。

里面桌子，椅子，吸引力不大，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是第一次来上博的人，很难专程来看。

当然，我对博物馆的情结也止步于某种「实证」，看到一本书，一部电影或是一段音乐谈到某个物件，自然想实地考证，和现实做个比对。

四楼人不多，或是缺少一楼青铜器的「阵列感」，人们总是稀罕不常见的物件。从明清家具的样式来看，对好仿古的今人来说，并不稀奇。

我看展，爱看前言。毕竟自己算艺术外行，前言作为展览少有的文字「导读」，就算看不懂接下来的艺术，文化，也好靠「导读」对展品来龙去脉懂个大概。

前言也点明了我此行的目的——陈梦家，赵萝蕤夫妇。

「你去走廊找找！」

四楼家具馆布局简洁，一大间，分为明清两个场馆。

不过，在尝试自己找寻一番陈的家具无果后，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工作人员。

我先问了明场馆的工作人员：「请问，陈梦家的家具在哪？」

他告诉我在清场馆，我随即问了清场馆的人，又告诉我在明场馆。

我跑回明场馆，问了另外一个人同样的问题。

「在走廊。」

走廊？我显然没搞清他的意思，或者说我没搞懂「走廊」这个词在展馆到底处于怎样的地理位置。不过他的手势，我看懂了，指着场馆外面，意思让我出去看看。

他的回答让我更加疑惑，我随后问了一个年长些的工作人员，他告诉我陈的家具不是无偿捐赠，所以展品没有标记名字，他也不确定具体是哪个，不过他可以肯定是在明场馆。

锁定了范围，就要借助互联网。

手机搜了几个关键字，看了几个链接，依照新闻中的图片，开始比对。好在大部分家具都能按图索骥地找到。

家具平淡无奇，如果陈梦家一生也能如此就好了。

陈梦家其人

了解到陈梦家，也是靠《甲骨文》一书，陈作为主线人物贯穿全书。

《甲骨文》借殷墟考古为背景，何伟带着他对陈梦家身世的疑问，展开叙事。

他找到了当年参加殷墟挖掘的考古学家石璋如，写下《一滴泪》的巫宁坤，上博原馆长马承源，百岁老人周有光，妻子赵萝蕤胞弟赵景心，举报者李学勤……

朋友，同事，亲戚，家人，政敌应有尽有。

或许只有通过这些人，他才能搞明白，这样一位学术泰斗的曲折一生。

陈梦家考古出身，是中国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人物。其妻子赵萝蕤北大才女，曾翻译过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。

钱穆晚年《师友杂忆》曾言：

有同事陈梦家，先以新文学名。余在北平燕大兼课，梦家亦来选课，遂好上古先秦史，又治龟甲文。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，追逐有人，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，遂赋归与。”

来北京后去了趟国博，国博一楼有甲骨文展，按照它的说法，中国甲骨文研究涌现过两次大的思潮，分别有两批代表人物。

第一批甲骨文奠基人以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为代表，今人谓之「甲骨四堂」。

第二批奠基人，今人谓之「甲骨五老」，陈梦家就在其中。

从照片上可以看到，陈梦家最年轻，仍能看出青年时的飒爽。

遗憾的是，这样的国宝级知识分子未得善终。

1955年，百花齐放后的一年，肃反开始，陈被自己的助手举报有经济问题，贪污公款。两年后又被打成右派，定性为“章罗联盟”，紧接着十年浩劫，陈不堪受辱，于1966年自缢身亡。

「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。」

陈不仅学问上难有匹及者，而且才情、性情浪漫，陈是新月派诗人，师从闻一多，不好拉帮结派。

陈在写下甲骨学巨著《殷虚卜辞综述》后，拿了巨额稿费，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房产，这就糟了人嫉妒，各种举报纷至沓来。

李学勤当时作为他的助手，也是举报的一员。

除了政治上的诬陷，李学勤还对陈的《殷虚卜辞综述》做了学术上的贬低。

史学家杨宽反问：

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，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?事实上，(《殷虚卜辞综述》)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，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。

李学勤后来解释说当时自己受了考古研究所的压力，必须要写这种东西。

加害者与受害者，前者总是让人难以同情与理解。

最后，就像太平湖的陈年水墨，陈带着古典知识分子的体面与讲究离开了，享年55岁。

赵景心，强拆之下

其实，上博家具馆前言写到的「上博2000年斥巨资征集了陈夫妇的家具」并不准确，也有误导之嫌。

陈1966年离世，妻子赵萝蕤1988年离世，2000年卖给上博的其实是赵萝蕤的弟弟赵景心。

陈生前也曾要求将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，不过赵景心夫妇后来将其26件家具以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了上博。

赵景心晚年也并不顺达，他在北京的四合院岁数「比美国还老」，当时面临强拆威胁。

不过，两次诉讼，赵景心均已失败告终，包括当时的文艺界也向社会呼吁，保护文化名人赵紫宸及其女赵萝蕤的故居，老舍之子舒乙也曾为其发声，但仍未抵挡得住挖掘机的铁铲。

2000年，这座明末清初的小院，就此拆除。在这儿的东厢房，赵萝蕤完成了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和艾略特的《荒原》翻译。也是这一年，赵景心决定将陈梦家家具卖给上博。

何伟其人

在杨显惠和章诒和笔下，这样的悲情故事并不少见。

人在接受这些故事时更多是一种无力感，不是对受害者境遇的无力，而是对自己想象力的无力。

但这类故事看多了之后，也会逐渐麻木。血淋淋的现实虽然可怕，但禁不起反复冲刷。

不过，作为「中国三部曲」的最后一部——《甲骨文》还是能于麻木之中刺痛读者，除了苦难叙事之外，还多了一层追问——一种不习以为常的追问。

近年，上海译文引入不少优秀外国作家写中国的书，他们旅居中国，记录所看、所行、所感，有的幽默，有的落寞。

比如《东北游记》里的迈克尔，中国人对他好奇，为此，他只好每次都条件反射地主动打招呼：

美国人，属鼠，身高一米八六。

上海《长乐路》，几代人命运的曲折交错，读完故地重游，倒是能找到一些凄凉。

很多人觉得，外国人写中国写的好，是因为其特殊的外来视角，譬如王路谈天赋的一篇文章认为：

如果让他和美国作家比写美国题材的作品，他未必能胜出；如果让他和中国小城居民比对中国小城的了解，他也不能胜出；但如果用英语，以美国人的视角写中国小城，他就胜出了：一般美国作家写不了，中国小城居民也写不了。那这样的作品，非得由他来写不可。

何伟首先是个文化人，其次是个西方人。他确实具备这样一种「外来视角」来看中国，从而发现，对比，呈现。

但这样的归因会不会太简单？照这么说，我们写美国，巴西是不是也有特殊视角，更能鞭辟入里？

其实，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打动人心。

巴金在《随想录》提到：

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应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。

从涪陵纪事，寻迹长城，到甲骨文，何伟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充分，足以支撑他对陈梦家宿命的追问。终曲《甲骨文》借助多线叙事，看似零散，实则以点带线，串线成珠，从陈梦家的朋友、亲人、敌人多角度还原出一个立体人物。

对于一个已经对那段苦难熟悉到麻木的人来说，如果一个作者还是能通过类似的题材打动你，这说明作者具备很强的历史还原能力， 以及对主人公悲欢的深刻见解。

除了外来视角，还有什么？

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只是具备「外人视角」，就可以讲好异国故事。中国三部曲背后一定有其他更值得探究的成因。

先来看看何伟本人好了，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出身，后来又在牛津大学研习英国语文与文学。正统科班出身保证了写作专业性。

其次是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何伟的父亲是社会学家，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会了一套社会学研究方法：「要会采访，会讲故事，对什么人都感兴趣，才能和人打成一片，当一个好的观察家。」

何伟有很强的主动和人交流的能力，尤其是知道如何不让别人误会自己的诚意。在《寻路中国》中，体现最为明显。包括他和三岔村民魏子淇，企业家，租车公司老板的交流都能看出。

何伟敏锐的观察力，同时可以帮助他洞悉周遭的某种奇特运行机制：

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。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，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。

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其实还受到了父亲的老师——牛康民影响。

60年代，何伟父亲在匹兹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，当时有一位老师叫 peter new （牛康民），何伟自述，其英文名彼得·海斯勒正是源自这位老师。

何伟回忆，这位父亲的老师嗓门洪亮，很喜欢讲故事，爱说话，爱观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牛康民身上，我们还可以一窥当时中国变革下的动荡起伏。

牛康民的爷爷牛尚周，1872年作为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赴美国留学，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，1880年回国。1886年（光绪十二年）牛尚周撮合妻妹倪桂珍与当时被派往中国传教的宋嘉澍，并由此成为了宋嘉澍的连襟。

而宋嘉澍正是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家祖，子女有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宋子良、宋子安。

牛康民的父亲牛惠民，1928年，牛惠民与兄弟牛惠霖一同创办上海骨科医院，成为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。

上海骨科医院原址为岳阳路190号霖生医院。

何伟坦言，自己从牛康民身上得到的中国认知是模糊，间接的，更重要的是其沿袭下来的社会学观察本领。

良好的家庭教育，科班的写作训练，自由的思想，洞悉的观察，以及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，推动着他落笔于巨大变革下的细微变化，他的书里，不是巨头公司，也不是帝王将相，而是他的学生们、农民魏子淇、考古学家陈梦家。

至于外来视角，有多重要？本土视角难道不能更好地叙述？

还是说当我们仰望高手时，已经忘了自己的崇拜之情是出于认可与欣赏，还是对自己视角僵硬，思维局限所产生的懒惰，骄傲而找的借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