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博四楼陈梦家

来北京前去了趟上博,想看看家具,还有家具的主人。

即便工作日,上博人也不少。我排队入场,直奔四楼明清家具馆。

里面桌子,椅子,吸引力不大,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是第一次来上博的人,很难专程来看。

当然,我对博物馆的情结也止步于某种「实证」,看到一本书,一部电影或是一段音乐谈到某个物件,自然想实地考证,和现实做个比对。

四楼人不多,或是缺少一楼青铜器的「阵列感」,人们总是稀罕不常见的物件。从明清家具的样式来看,对好仿古的今人来说,并不稀奇。

我看展,爱看前言。毕竟自己算艺术外行,前言作为展览少有的文字「导读」,就算看不懂接下来的艺术,文化,也好靠「导读」对展品来龙去脉懂个大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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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博四楼家具展前言

前言也点明了我此行的目的——陈梦家,赵萝蕤夫妇。

「你去走廊找找!」

四楼家具馆布局简洁,一大间,分为明清两个场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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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家具馆

不过,在尝试自己找寻一番陈的家具无果后,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工作人员。

我先问了明场馆的工作人员:「请问,陈梦家的家具在哪?」

他告诉我在清场馆,我随即问了清场馆的人,又告诉我在明场馆。

我跑回明场馆,问了另外一个人同样的问题。

「在走廊。」

走廊?我显然没搞清他的意思,或者说我没搞懂「走廊」这个词在展馆到底处于怎样的地理位置。不过他的手势,我看懂了,指着场馆外面,意思让我出去看看。

他的回答让我更加疑惑,我随后问了一个年长些的工作人员,他告诉我陈的家具不是无偿捐赠,所以展品没有标记名字,他也不确定具体是哪个,不过他可以肯定是在明场馆。

锁定了范围,就要借助互联网。

手机搜了几个关键字,看了几个链接,依照新闻中的图片,开始比对。好在大部分家具都能按图索骥地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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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梨木五足内卷香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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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梨木圆后背交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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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梨木霸王枨条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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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具搭配展出

家具平淡无奇,如果陈梦家一生也能如此就好了。

陈梦家其人

了解到陈梦家,也是靠《甲骨文》一书,陈作为主线人物贯穿全书。

《甲骨文》借殷墟考古为背景,何伟带着他对陈梦家身世的疑问,展开叙事。

他找到了当年参加殷墟挖掘的考古学家石璋如,写下《一滴泪》的巫宁坤,上博原馆长马承源,百岁老人周有光,妻子赵萝蕤胞弟赵景心,举报者李学勤……

朋友,同事,亲戚,家人,政敌应有尽有。

或许只有通过这些人,他才能搞明白,这样一位学术泰斗的曲折一生。

陈梦家考古出身,是中国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人物。其妻子赵萝蕤北大才女,曾翻译过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。

钱穆晚年《师友杂忆》曾言:

有同事陈梦家,先以新文学名。余在北平燕大兼课,梦家亦来选课,遂好上古先秦史,又治龟甲文。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,追逐有人,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,遂赋归与。”

来北京后去了趟国博,国博一楼有甲骨文展,按照它的说法,中国甲骨文研究涌现过两次大的思潮,分别有两批代表人物。

第一批甲骨文奠基人以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为代表,今人谓之「甲骨四堂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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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四堂

第二批奠基人,今人谓之「甲骨五老」,陈梦家就在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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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五老

从照片上可以看到,陈梦家最年轻,仍能看出青年时的飒爽。

遗憾的是,这样的国宝级知识分子未得善终。

1955年,百花齐放后的一年,肃反开始,陈被自己的助手举报有经济问题,贪污公款。两年后又被打成右派,定性为“章罗联盟”,紧接着十年浩劫,陈不堪受辱,于1966年自缢身亡。

「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。」

陈不仅学问上难有匹及者,而且才情、性情浪漫,陈是新月派诗人,师从闻一多,不好拉帮结派。

陈在写下甲骨学巨著《殷虚卜辞综述》后,拿了巨额稿费,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房产,这就糟了人嫉妒,各种举报纷至沓来。

李学勤当时作为他的助手,也是举报的一员。

除了政治上的诬陷,李学勤还对陈的《殷虚卜辞综述》做了学术上的贬低。

史学家杨宽反问:

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,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?事实上,(《殷虚卜辞综述》)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,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。

李学勤后来解释说当时自己受了考古研究所的压力,必须要写这种东西。

加害者与受害者,前者总是让人难以同情与理解。

最后,就像太平湖的陈年水墨,陈带着古典知识分子的体面与讲究离开了,享年55岁。

赵景心,强拆之下

其实,上博家具馆前言写到的「上博2000年斥巨资征集了陈夫妇的家具」并不准确,也有误导之嫌。

陈1966年离世,妻子赵萝蕤1988年离世,2000年卖给上博的其实是赵萝蕤的弟弟赵景心。

陈生前也曾要求将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,不过赵景心夫妇后来将其26件家具以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了上博。

赵景心晚年也并不顺达,他在北京的四合院岁数「比美国还老」,当时面临强拆威胁。

不过,两次诉讼,赵景心均已失败告终,包括当时的文艺界也向社会呼吁,保护文化名人赵紫宸及其女赵萝蕤的故居,老舍之子舒乙也曾为其发声,但仍未抵挡得住挖掘机的铁铲。

2000年,这座明末清初的小院,就此拆除。在这儿的东厢房,赵萝蕤完成了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和艾略特的《荒原》翻译。也是这一年,赵景心决定将陈梦家家具卖给上博。

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现为中医医院

何伟其人

在杨显惠和章诒和笔下,这样的悲情故事并不少见。

人在接受这些故事时更多是一种无力感,不是对受害者境遇的无力,而是对自己想象力的无力。

但这类故事看多了之后,也会逐渐麻木。血淋淋的现实虽然可怕,但禁不起反复冲刷。

不过,作为「中国三部曲」的最后一部——《甲骨文》还是能于麻木之中刺痛读者,除了苦难叙事之外,还多了一层追问——一种不习以为常的追问。

近年,上海译文引入不少优秀外国作家写中国的书,他们旅居中国,记录所看、所行、所感,有的幽默,有的落寞。

比如《东北游记》里的迈克尔,中国人对他好奇,为此,他只好每次都条件反射地主动打招呼:

美国人,属鼠,身高一米八六。

上海《长乐路》,几代人命运的曲折交错,读完故地重游,倒是能找到一些凄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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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乐路》中的锦乐花店

很多人觉得,外国人写中国写的好,是因为其特殊的外来视角,譬如王路谈天赋的一篇文章认为:

如果让他和美国作家比写美国题材的作品,他未必能胜出;如果让他和中国小城居民比对中国小城的了解,他也不能胜出;但如果用英语,以美国人的视角写中国小城,他就胜出了:一般美国作家写不了,中国小城居民也写不了。那这样的作品,非得由他来写不可。

何伟首先是个文化人,其次是个西方人。他确实具备这样一种「外来视角」来看中国,从而发现,对比,呈现。

但这样的归因会不会太简单?照这么说,我们写美国,巴西是不是也有特殊视角,更能鞭辟入里?

其实,优秀的文学作品,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打动人心。

巴金在《随想录》提到:

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应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。

从涪陵纪事,寻迹长城,到甲骨文,何伟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充分,足以支撑他对陈梦家宿命的追问。终曲《甲骨文》借助多线叙事,看似零散,实则以点带线,串线成珠,从陈梦家的朋友、亲人、敌人多角度还原出一个立体人物。

对于一个已经对那段苦难熟悉到麻木的人来说,如果一个作者还是能通过类似的题材打动你,这说明作者具备很强的历史还原能力, 以及对主人公悲欢的深刻见解。

除了外来视角,还有什么?

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只是具备「外人视角」,就可以讲好异国故事。中国三部曲背后一定有其他更值得探究的成因。

先来看看何伟本人好了,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出身,后来又在牛津大学研习英国语文与文学。正统科班出身保证了写作专业性。

其次是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何伟的父亲是社会学家,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会了一套社会学研究方法:「要会采访,会讲故事,对什么人都感兴趣,才能和人打成一片,当一个好的观察家。」

何伟有很强的主动和人交流的能力,尤其是知道如何不让别人误会自己的诚意。在《寻路中国》中,体现最为明显。包括他和三岔村民魏子淇,企业家,租车公司老板的交流都能看出。

何伟敏锐的观察力,同时可以帮助他洞悉周遭的某种奇特运行机制:

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。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,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。

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其实还受到了父亲的老师——牛康民影响。

60年代,何伟父亲在匹兹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,当时有一位老师叫 peter new (牛康民),何伟自述,其英文名彼得·海斯勒正是源自这位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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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康民和何伟

何伟回忆,这位父亲的老师嗓门洪亮,很喜欢讲故事,爱说话,爱观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从牛康民身上,我们还可以一窥当时中国变革下的动荡起伏。

牛康民的爷爷牛尚周,1872年作为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赴美国留学,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,1880年回国。1886年(光绪十二年)牛尚周撮合妻妹倪桂珍与当时被派往中国传教的宋嘉澍,并由此成为了宋嘉澍的连襟。

“牛尚周”的图片搜索结果
最右为牛尚周

而宋嘉澍正是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家祖,子女有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宋子良、宋子安。

牛康民的父亲牛惠民,1928年,牛惠民与兄弟牛惠霖一同创办上海骨科医院,成为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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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为牛惠民

上海骨科医院原址为岳阳路190号霖生医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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霖生医院旧址

何伟坦言,自己从牛康民身上得到的中国认知是模糊,间接的,更重要的是其沿袭下来的社会学观察本领。

良好的家庭教育,科班的写作训练,自由的思想,洞悉的观察,以及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,推动着他落笔于巨大变革下的细微变化,他的书里,不是巨头公司,也不是帝王将相,而是他的学生们、农民魏子淇、考古学家陈梦家。

至于外来视角,有多重要?本土视角难道不能更好地叙述?

还是说当我们仰望高手时,已经忘了自己的崇拜之情是出于认可与欣赏,还是对自己视角僵硬,思维局限所产生的懒惰,骄傲而找的借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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